由于汶川地震尚未完全平息，关于地震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出来，因此其对于经济的确切影响还难以掌握。但是，从地震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来看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将会使当前调控增加了难度。一方面，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，必然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，短期内可能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，并带来原材料等要素价格的上涨，形成新的PPI和CPI上涨动力。另一方面，四川也是我国粮食大省，若受灾严重，将对今年粮食供应造成较大影响，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粮食价格上涨压力。同时，暂时的交通受阻，也会使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在受影响区域被短期抬高。

 

　　当然，从总体上看，以地域和人口计算，震中汶川涉及的经济体系较小，属于山区，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。而四川省产值占我国GDP的4.21%，制造业生产只占全国的2.5%，在四川省之外，地震灾害的影响非常有限。由此来看，只要此后灾害持续时间和范围不再扩大，汶川地震对于制造业和进出口的影响有限，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冲击也不用过高估计。

 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预计地震也不会使宏观政策思路产生重大变化，而是还会延续雪灾以来的一些政策新趋势。一方面，本次地震发生之后，从紧货币政策有可能会“打开更多口子”，使得央行旨在反通胀的货币政策选择面临更多矛盾与困局。不容忽视的是，由于人们对灾害恐惧感的放大，以及信心的受损，汶川地震可能会造成通胀预期的进一步升温，这使得货币政策稳定预期的压力进一步增大。

 

　　另一方面，自年初以来，学界和政府中很多人都在呼吁强化财政政策力度，以保障经济调控实现“软着陆”。汶川地震的发生再次使财政政策的迫切性体现出来，因为无论是灾民生活保障还是灾后重建，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。以此为机会，财政政策预计也将在宏观调控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。

 

　　总体而言，从经济角度看自然灾害，有几方面政策需要重点关注。

 

　　首先，有必要建立应对灾害的常设机构，把原来分布在各行政部门的力量分离出来，形成独立完整的防灾减灾体系，这也符合多数国家的经验。

 

　　其次，改善灾害预警体系，增加透明度是必要的选择。虽然预报灾害的概率非常低，但重视灾害预警并且增大政府投入，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。

 

　　再者，应对灾害危机需要政府财力的保障。这涉及改革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，而且也要考虑推进分税制改革，通过市政债券、财产税创新，来为地方提供与防灾事权相应的财权等。

 

　　另外，面对频繁的灾害，必须把商业保险纳入改革轨道中。因为政府社会保障更多是解决社会背景下的民生保障，而对自然灾害背景下的民生，则更需要商业保险的介入，如巨灾保险。(杨涛)